港科大（廣州）學術女性：各美其美，無所不能
數據表明，自然科學界最具代表性的公認獎項諾貝爾獎，從1901年開始評獎到2021年共有97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僅有58名女性獲獎者（瑪麗·居里一人共獲兩次諾貝爾獎）。
目前中國科學院院士性別比例，女性只佔到6%。最新美國大學教授協會調查，女性占終身教授的43%，女性全職教員的工資大約是男性的81%，女性占助理教授50%，副教授45%和正教授的34%……
看起來，女性科學家似乎正遭遇着某些「不公」，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2022年國際勞動婦女節到來之際，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籌）舉行了一次特別的「女性圓桌會談」。我們邀請來自4個不同樞紐的女性教授，談一談她們學術生涯中所遇到的問題與收穫。
主持人：在您的學術領域裏，女性科研人員的生存狀態和地位是怎麼樣的？
魚歡：我認為女性在科研領域整體的生存環境還是非常嚴峻和充滿挑戰的，尤其是我自己所在的STEM領域，遠遠沒有達到任何意義上的性別平等。
李佳：我自己在求學和工作的過程中並未深切的感受到女性在科研領域面臨的性別挑戰。第一次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是我在參加一次主題為鼓勵女性科學家投入到科學技術研究的會議的時候。會上我們在討論女性在生活或者科研中碰到的問題時，我注意到有兩位分別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女老師在表達中頻繁地使用「fight」一詞，如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right…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job…那時我才意識到性別問題在科研領域中對於許多女性研究人員仍是很大的困擾。
性別比例失衡在科研領域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在我本科階段男女學生的比例大概是8:1，到了我在帝國理工機械工程學院讀博士階段該比例達到了16:1。性別比例失衡在校級領導層也同樣存在，而且越往高層就會越失衡。比如，校級領導中大部分為男性，僅有部分學院會有女性的副院長。雖然我第一份工作所在埃克塞特大學的院長是一位女性，但是整個學院也只有三位女老師。我第二份工作的愛丁堡大學的機械學科男女教師比例更是高達7：1。因此，在科研領域中性別比例非常懸殊。現在，女性參政的比例還是相對較少的，領導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還是以男性為主，這就會導致女性在以男性為主導所建立的規則下的不平等性。所以，促進女性就業，參政議政，從大學開始，教育和影響我們的下一代，對推動男女平等是有重要意義的。
余柳倩：我所在的學術領域為地球科學，我本科、研究生、交換學習分別在國內、加拿大和挪威完成，在這些求學經歷中我身邊的男女同學比例接近五五，但男性教授比例遠高於女性教授，這個數據某種程度也能反映女性科學家在從學生向教職發展中遇到更大的障礙。
主持人：外界所說的「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科學界存在嗎？或者您認為女性科學家確實存在「玻璃天花板」嗎？
Varvara：我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改善很多了。作為一位新晉媽媽，讀博期間我確實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光。總體來說，學術界並不舒適並且競爭激烈，領導層通常男性多於女性。但並不是因為女性沒有被選擇或者提供相應的崗位，而是沒有足夠多的女性參與到這件事當中。因此，我們應該考慮的是讓大學們從一開始就更加支持女性。
魚歡：我認為是存在的，尤其是STEM領域傑出的女科學家比較少。從很多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學術職業發展的過程中，女性的比例越來越少，女性科學家難登「金字塔尖」。
對於青年女性科研工作者，博士到終身教職的初期發展，往往伴隨着居住地的改變，經常搬遷意味着不斷建立新的生活，科研工作者需要面對很多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而這對於科研工作者的家庭生活極具挑戰性。
在家庭責任方面，女性由於承受着社會更多期許，因此選擇放棄科研工作或者一些重要的學術職業發展機會。我在2019年受邀參加在斯坦福大學舉辦的工程專業女性科研工作者職業發展研討會時，發現大多數全美最優秀的青年女性科研工作者，都很擔憂未來職業發展中如何兼顧家庭和工作。而這一擔憂較少聽身邊的男性科研工作者談論，可見這是一個女性科研工作者特有需要面對的困境。另一方面由於STEM學術領域女性領導者比例較低，學術崗位的招聘晉陞等機制的制定中往往缺乏女性視角，使得女性較難從初級職位攀升。
余柳倩：「男女不平等」現象普遍存在，不局限於科研界。根源之一是當代女性依然被社會賦予了更多的家庭責任。比如說，一位事業成功的女性，相對於同樣事業有成的男性，大眾會更關注這位女性是否兼顧了家庭。如果沒有達到社會的期望，大眾會傾向認為這是她犧牲了家庭才獲得的事業成績。這種現象的背後是社會認為女性理所應當要為家庭做更多貢獻。然而我們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理所當然」存在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主持人：在您的學術生涯，您覺得女性研究人員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魚歡：女性科學家生存狀態這些年有改善，我國出台了多項政策支持女性科學家的成長，如國自然基金申請放寬女性申報人年齡限制，科技部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中，鼓勵提名更多優秀女科學家作為候選人，在同等條件下支持女性優先入選。同時也能感受到日常工作環境中，一步步的改善和學校同事持續的努力。比如我所在的系統樞紐，智能交通學域，5位新入職的老師中，有3位都是女性。
余柳倩：從研究生算起，我的學術生涯剛滿十年，我在這個時間尺度觀察到的一個變化是，有更多的女性研究人員和其它團體為改善女性的職業發展空間發聲、出謀劃策。
李佳：現在女性科研人員的數量比過去更多了。我所在的Society Hub是一個學科非常交叉的領域，女性教師數量明顯高於我曾經就職的純工科背景院校。另外一個變化是時代不同了。在我過去的工作經歷中，認識一部分60後和70後的瑞典人，而瑞典本來就是對男女性平等要求特別高的國家。即便如此，他們還是認為他們的父母輩仍在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到他們這一代已經很好了。
主持人：在您的學術生涯中，哪位女性前輩對您影響巨大？
Varvara：我非常敬佩 Kate Crawford 和 Christa Sommerer。
魚歡：我一直被身邊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同事，學生激勵着，也見證了她們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執着追求着學術夢想。在我加入港科大（廣州）的半年多，我非常幸運地和兩位女老師在日常一起進行科研工作和生活，同時和學校內很多女老師關於學術和未來發展都進行過深入的討論。我常常被她們的學術熱情，認真嚴謹的工作態度激勵着。除了出色的學術能力，我在她們身上看到共同的品質是執着和勇氣。同時我還指導着兩個女生博士研究生，都非常優秀聰明，她們日常在學習科研中的專註，認真和踏實，讓我相信未來STEM領域一定可以出現更多的傑出女性。
李佳：我剛開始工作時碰到了一位女老師，她叫Catherine Mitchell，現在是埃克塞特大學的榮譽教授，從事能源政策的研究。她會站在更高處去思考系統的問題，教我們如何將一個問題分解成各種小問題。她對我生活上的影響比對我在學術上的影響更大。她是一個特別熱愛生活的人，我認識她時她50多歲，穿衣服特別得體，每天的配飾都搭配得非常好。她喜歡運動，每周去打網球，打得也好。我剛生完第三個孩子的時候，每天都待在家，是她告訴我一定要鍛煉，建議我「去沿着海岸線跑一跑」。我記得一開始只是跑了五六百米就累得要回家了，但就是因為她的這種提醒，我意識到我得好好感受生活，直到現在我也經常運動。
余柳倩：從求學到工作，我認識的很多女性朋友、同輩和前輩，她們都有各自閃閃發亮的地方在不同的方面影響着我，我很難舉出其中一位來說對我影響巨大。我覺得正是這些「各美其美」的女性，讓我看到我們的「無所不能」而潛移默化地影響我。
主持人：在您的科研生涯中，收到過最好的建議是什麼？說一小段話來鼓勵準備從事科研工作的女性吧
魚歡：最初使我走上學術道路的一條建議是科研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為你可以自由地去做真正激發你熱情的研究並以此為生。我想說，如果你熱愛你的科研領域，請在學術道路上堅持下去，不要因為你是女性就放棄、妥協。只要堅持，就會有改變，就能激勵更多年輕女性進入學術領域，每一個女性科研工作者的選擇都會成為改變現狀的力量。
李佳：我覺得不光是對女老師，對男老師也一樣的適用：一定要追尋你的夢想，始終保持對未知的探索能力，還有勇氣，以及要有一個源源不斷的動力去做事，最後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Varvara：我的一位朋友建議我在博士答辯時享受我的榮譽時刻，而不是花力氣去克服緊張。從那之後我明白，展示我的個人科研是一件有趣又光榮的事，因為不是每一天都有機會聽到專家觀眾的意見並接受反饋。因此我建議年輕的研究者們：你必須喜歡你的研究領域才能熱愛它並且有所作為。好的成果來之不易，保持耐心，永遠不要停止朝着你的目標努力。我建議把一個大目標分解成若干小步驟，享受每一次進步，不要輕易沮喪。
余柳倩：努力工作，自強自信，無須迎合他人期望或遵循世俗標準。
可以確定，學術界的性別平等狀況仍有待提升，但這一情況正在逐步改善。
香港科技大學於2011年成立了「科大女教師協會」（簡稱WFA），協會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女教師組成，致力於促進多元化、包容、公平及充滿知識活力的環境。
WFA歡迎所有教職工，無論男女，在教師、學生層面和整個大學範圍內促進性別、學科、文化和個人背景等方面的多樣性和平等。同時，WFA設立了女性科學與工程（WISE）獎學金，以此鼓勵女學生參加女性比例較低的課程。
儘管面臨著許多挑戰，我們仍然樂於促進性別平等和多元化。感謝所有曾經為女性權利戰鬥的人，也衷心希望全世界婦女「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