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科大（广州）学术女性：各美其美，无所不能
数据表明，自然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公认奖项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评奖到2021年共有9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仅有58名女性获奖者（玛丽·居里一人共获两次诺贝尔奖）。
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性别比例，女性只占到6%。最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调查，女性占终身教授的43%，女性全职教员的工资大约是男性的81%，女性占助理教授50%，副教授45%和正教授的34%……
看起来，女性科学家似乎正遭遇着某些“不公”，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2022年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筹）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女性圆桌会谈”。我们邀请来自4个不同枢纽的女性教授，谈一谈她们学术生涯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收获。
主持人：在您的学术领域里，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地位是怎么样的？
鱼欢：我认为女性在科研领域整体的生存环境还是非常严峻和充满挑战的，尤其是我自己所在的STEM领域，远远没有达到任何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李佳：我自己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并未深切的感受到女性在科研领域面临的性别挑战。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是我在参加一次主题为鼓励女性科学家投入到科学技术研究的会议的时候。会上我们在讨论女性在生活或者科研中碰到的问题时，我注意到有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女老师在表达中频繁地使用“fight”一词，如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right…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job…那时我才意识到性别问题在科研领域中对于许多女性研究人员仍是很大的困扰。
性别比例失衡在科研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我本科阶段男女学生的比例大概是8:1，到了我在帝国理工机械工程学院读博士阶段该比例达到了16:1。性别比例失衡在校级领导层也同样存在，而且越往高层就会越失衡。比如，校级领导中大部分为男性，仅有部分学院会有女性的副院长。虽然我第一份工作所在埃克塞特大学的院长是一位女性，但是整个学院也只有三位女老师。我第二份工作的爱丁堡大学的机械学科男女教师比例更是高达7：1。因此，在科研领域中性别比例非常悬殊。现在，女性参政的比例还是相对较少的，领导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还是以男性为主，这就会导致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所建立的规则下的不平等性。所以，促进女性就业，参政议政，从大学开始，教育和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对推动男女平等是有重要意义的。
余柳倩：我所在的学术领域为地球科学，我本科、研究生、交换学习分别在国内、加拿大和挪威完成，在这些求学经历中我身边的男女同学比例接近五五，但男性教授比例远高于女性教授，这个数据某种程度也能反映女性科学家在从学生向教职发展中遇到更大的障碍。
主持人：外界所说的“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科学界存在吗？或者您认为女性科学家确实存在“玻璃天花板”吗？
Varvara：我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改善很多了。作为一位新晋妈妈，读博期间我确实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总体来说，学术界并不舒适并且竞争激烈，领导层通常男性多于女性。但并不是因为女性没有被选择或者提供相应的岗位，而是没有足够多的女性参与到这件事当中。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让大学们从一开始就更加支持女性。
鱼欢：我认为是存在的，尤其是STEM领域杰出的女科学家比较少。从很多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少，女性科学家难登“金字塔尖”。
对于青年女性科研工作者，博士到终身教职的初期发展，往往伴随着居住地的改变，经常搬迁意味着不断建立新的生活，科研工作者需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这对于科研工作者的家庭生活极具挑战性。
在家庭责任方面，女性由于承受着社会更多期许，因此选择放弃科研工作或者一些重要的学术职业发展机会。我在2019年受邀参加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工程专业女性科研工作者职业发展研讨会时，发现大多数全美最优秀的青年女性科研工作者，都很担忧未来职业发展中如何兼顾家庭和工作。而这一担忧较少听身边的男性科研工作者谈论，可见这是一个女性科研工作者特有需要面对的困境。另一方面由于STEM学术领域女性领导者比例较低，学术岗位的招聘晋升等机制的制定中往往缺乏女性视角，使得女性较难从初级职位攀升。
余柳倩：“男女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不局限于科研界。根源之一是当代女性依然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比如说，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相对于同样事业有成的男性，大众会更关注这位女性是否兼顾了家庭。如果没有达到社会的期望，大众会倾向认为这是她牺牲了家庭才获得的事业成绩。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社会认为女性理所应当要为家庭做更多贡献。然而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理所当然”存在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在您的学术生涯，您觉得女性研究人员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鱼欢：女性科学家生存状态这些年有改善，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女性科学家的成长，如国自然基金申请放宽女性申报人年龄限制，科技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鼓励提名更多优秀女科学家作为候选人，在同等条件下支持女性优先入选。同时也能感受到日常工作环境中，一步步的改善和学校同事持续的努力。比如我所在的系统枢纽，智能交通学域，5位新入职的老师中，有3位都是女性。
余柳倩：从研究生算起，我的学术生涯刚满十年，我在这个时间尺度观察到的一个变化是，有更多的女性研究人员和其它团体为改善女性的职业发展空间发声、出谋划策。
李佳：现在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比过去更多了。我所在的Society Hub是一个学科非常交叉的领域，女性教师数量明显高于我曾经就职的纯工科背景院校。另外一个变化是时代不同了。在我过去的工作经历中，认识一部分60后和70后的瑞典人，而瑞典本来就是对男女性平等要求特别高的国家。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认为他们的父母辈仍在存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很好了。
主持人：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位女性前辈对您影响巨大？
Varvara：我非常敬佩 Kate Crawford 和 Christa Sommerer。
鱼欢：我一直被身边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同事，学生激励着，也见证了她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执着追求着学术梦想。在我加入港科大（广州）的半年多，我非常幸运地和两位女老师在日常一起进行科研工作和生活，同时和学校内很多女老师关于学术和未来发展都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我常常被她们的学术热情，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激励着。除了出色的学术能力，我在她们身上看到共同的品质是执着和勇气。同时我还指导着两个女生博士研究生，都非常优秀聪明，她们日常在学习科研中的专注，认真和踏实，让我相信未来STEM领域一定可以出现更多的杰出女性。
李佳：我刚开始工作时碰到了一位女老师，她叫Catherine Mitchell，现在是埃克塞特大学的荣誉教授，从事能源政策的研究。她会站在更高处去思考系统的问题，教我们如何将一个问题分解成各种小问题。她对我生活上的影响比对我在学术上的影响更大。她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我认识她时她50多岁，穿衣服特别得体，每天的配饰都搭配得非常好。她喜欢运动，每周去打网球，打得也好。我刚生完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每天都待在家，是她告诉我一定要锻炼，建议我“去沿着海岸线跑一跑”。我记得一开始只是跑了五六百米就累得要回家了，但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提醒，我意识到我得好好感受生活，直到现在我也经常运动。
余柳倩：从求学到工作，我认识的很多女性朋友、同辈和前辈，她们都有各自闪闪发亮的地方在不同的方面影响着我，我很难举出其中一位来说对我影响巨大。我觉得正是这些“各美其美”的女性，让我看到我们的“无所不能”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
主持人：在您的科研生涯中，收到过最好的建议是什么？说一小段话来鼓励准备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吧
鱼欢：最初使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一条建议是科研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去做真正激发你热情的研究并以此为生。我想说，如果你热爱你的科研领域，请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下去，不要因为你是女性就放弃、妥协。只要坚持，就会有改变，就能激励更多年轻女性进入学术领域，每一个女性科研工作者的选择都会成为改变现状的力量。
李佳：我觉得不光是对女老师，对男老师也一样的适用：一定要追寻你的梦想，始终保持对未知的探索能力，还有勇气，以及要有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去做事，最后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Varvara：我的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博士答辩时享受我的荣誉时刻，而不是花力气去克服紧张。从那之后我明白，展示我的个人科研是一件有趣又光荣的事，因为不是每一天都有机会听到专家观众的意见并接受反馈。因此我建议年轻的研究者们：你必须喜欢你的研究领域才能热爱它并且有所作为。好的成果来之不易，保持耐心，永远不要停止朝着你的目标努力。我建议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若干小步骤，享受每一次进步，不要轻易沮丧。
余柳倩：努力工作，自强自信，无须迎合他人期望或遵循世俗标准。
可以确定，学术界的性别平等状况仍有待提升，但这一情况正在逐步改善。
香港科技大学于2011年成立了“科大女教师协会”（简称WFA），协会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女教师组成，致力于促进多元化、包容、公平及充满知识活力的环境。
WFA欢迎所有教职工，无论男女，在教师、学生层面和整个大学范围内促进性别、学科、文化和个人背景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平等。同时，WFA设立了女性科学与工程（WISE）奖学金，以此鼓励女学生参加女性比例较低的课程。
尽管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仍然乐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多元化。感谢所有曾经为女性权利战斗的人，也衷心希望全世界妇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