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通关秘籍” | 董曦涵：在技术浪潮中架起政策的桥梁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又一批学子携着沉甸甸的学识与思考

奔赴下一个山海

他们中

有人以大数据为笔

在AI世界勾勒未来

也有人选择立于技术与社会的交汇处，

在算法的洪流与政策的空白之间，

做一个冷静的“搭桥人”——

将法律的严谨

注入创新的脉搏

毕业生“通关秘籍”

第五期

我们对话

社会枢纽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IPE）学域

2025届红鸟硕士毕业生董曦涵

她曾是一名法律专业学生

如今是一名科技政策的探路者

从条文走向田野

从规则眺望未来

她的研究始终在回应一个命题：

如何让新时代的技术

不失温度，也不失秩序

让我们一起走近她的故事

跨界选择：从法律条文到政策前沿

Q：从北京交通大学的法学本科，到选择港科大（广州）的红鸟硕士项目，是什么吸引了你？

董曦涵：最吸引我的是学校的跨学科理念。我本科是法学，但在AI、平台经济这些新事物面前，单一学科的知识结构常常显得捉襟见肘。港科大（广州）提供的，正是一个可以自由探索、交叉融合的环境。比如红鸟挑战营，让我能和计算机、工程背景的同学一起协作，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红鸟硕士项目还提供半年的自由探索期，鼓励我们去尝试、去发现，而不是急于定位。这种“不设限”的氛围，让我觉得能在这里获得更立体、更面向未来的成长。当然，第一次参观时，现代化的校园、一流的体育馆和舒适的住宿环境，也让我直观地感到，这里是一个能让人安心学习、长期生活的地方。

Q：“技术政策”对许多新生来说是个陌生领域。你是如何发现并坚定地走上这条“搭建桥梁”之路的？

董曦涵：契机来自一次港科大（广州）的项目宣讲会。当时吴逊教授介绍了平台经济相关的课题，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随后我自己去深入了解，发现一个深刻的现象：像网约车这样的平台经济发展飞快，但相关的劳动保障政策却远远跟不上，导致大量司机处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这让我意识到，技术的狂奔往往会甩下政策的脚步，留下不确定性甚至风险。而我的兴趣和使命感，恰恰就在于填补这些“空白”，探索如何通过科学的政策设计，既促进技术创新，又保障社会公平与个体权益。技术是引擎，政策是方向盘和刹车，两者结合，才能让社会这辆“大车”行稳致远。这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初心。

研究突破：在复杂现实中寻找平衡点

Q：你的研究同时涉及平台经济与数字健康，如何在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领域找到共通点？

董曦涵：它们看似不同，但内核高度一致：都是技术驱动社会深刻变革的典型场景，并因此催生出相似的政策挑战。平台经济重塑了雇佣关系（如外卖骑手），数字健康重构了医疗服务（如互联网医院、AI诊断）。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平台从业者的法律身份是什么？线上诊疗的责任如何界定？患者对AI辅助诊断是否有知情权？我的研究核心，就是应对这种由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建立起一个“技术变革—社会新问题—政策空白—解决方案”的研究框架。无论是研究网约车司机的权益保障，还是分析数字医疗的监管路径，最终都回归到同一个根本目标：如何通过精巧的政策设计，在鼓励创新与保护权益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Q：在研究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董曦涵：最大的挑战是“发现问题却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网约车司机劳动保护，起初设计问卷时发现，司机们对“权益”普遍说“要”，对“监管”普遍说“不”，数据没有区分度。后来我们调整思路，设计了几组不同的“政策套餐”，将社保、集体谈判权等权益，与工作时长限制、准入门槛等监管措施组合起来，让司机在不同套餐间做选择。结果很有意思：很多司机愿意为了获得社会保险，而接受合理的工作时长上限；也愿意为了争取集体谈判权，而妥协于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这个发现告诉我们，司机并非单纯排斥监管，他们渴望的是权益与责任的“对等交换”。

这个从方法突破带来的认知转折，成了我论文的亮点，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研究设计的魅力。

Q：在港科大（广州）的学习中，哪些支持对你帮助最大？

董曦涵：三个方面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是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学校有各种讲座和研讨会，哪怕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不直接相关，去听听也能极大开阔视野，避免思维僵化。

其次是导师的精准指导。我作为法学背景的学生转向公共政策，知识上有断层。导师先是安排我系统学习政策基础课，补全知识图谱；在论文选题和写作阶段，更是耐心地陪我一遍遍打磨，从模糊的“网约车问题”聚焦到具体的“劳动保护”，再到敲定研究方法。他不仅是学术引路人，也帮助我坚定了走学术道路的信心。

最后是宝贵的跨学科机会。我主动选修了机器学习等课程。作为文科生，起步确实吃力，但掌握这些知识后，我能从技术原理层面更深入地理解政策问题。这让我的研究视角更全面，结论也更有说服力。

Q：除了紧张的科研，你用什么兴趣爱好来平衡生活？

董曦涵：我主要靠运动和旅行来“充电”。当研究思路卡住或者写论文烦躁时，我会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或者约同学打场羽毛球。运动能让我完全跳出学术语境，相当于给大脑来一次“强制重启”，有时候运动完，原本僵持的问题反而有了新思路。

旅行则是另一种维度的调节。我喜欢在小长假去周边城市或自然景区走走。站在壮阔的山川湖海前，会真切感到个人的烦恼在自然和时间的尺度下显得渺小，科研压力带来的焦虑感也随之稀释。这种“跳出学术看生活”的视角转换，能让我以更平和、更开阔的心态重新投入研究。

未来展望：在自由探索中锚定方向

Q：为什么选择继续到港科大攻读博士学位？对未来有怎样的规划？

董曦涵：选择港科大读博，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重它和港科大（广州）的紧密联动与资源互通。我可以便捷地参与港科大（广州）的学术活动、接触更多领域的学者，这对拓展研究视野和人脉网络至关重要。

关于未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对人生有主动权、并能承担责任的人。学术是目前我发现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路径。短期目标是扎实完成博士研究，产出有价值的成果；长期来看，我希望进入学术界，一方面继续深耕我感兴趣的科技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渴望成为一名老师，将我的知识和研究经验传递下去，为这个领域培养更多人才。对我来说，“探索知识”与“传承知识”同样有意义，能让我感受到持续的价值。

Q：回顾这段求学经历，你最想分享给学弟学妹的建议是什么？

董曦涵：如果只能给一条建议，那就是：“探索阶段别怕‘杂’，研究阶段别怕‘难’。”在刚开始接触这个广阔领域时，不要急于把自己框死。多读不同方向的文献，多听各类讲座，多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先把“广度”打开。只有见识过足够的风景，你才能辨别出哪一条路真正让你心驰神往。

而一旦确定了方向，开始深入研究，一定会遇到各种瓶颈——方法上的、数据上的、写作上的。这时，别轻易放弃。可以停下来整理思路，可以积极寻求导师和同侪的帮助。学术耕耘就像播种，需要广泛播种，耐心培育，才能偶有收获。不要因为一时的停滞或挫折就灰心，坚持下去，那些“难”关的背后，往往藏着真正的突破和成长。